一

  历史给我们出了个难题。

  按道理说，有什么样的生产力，就该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。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。可是二十世纪的实践偏偏告诉我们，同样的大机器生产，欧美是资本主义，苏联和中国是社会主义。而且论生产力水平，前者还高出一截。至少，在二十世纪的时候，还是这样。

  这就解释不通了。

  如果生产力直接决定生产关系，那就不可能生产力低的地方反而走出了更“先进”的社会形态。如果生产力是唯一的决定力量，那资本主义就该是当时最先进的制度，十月革命就不该发生。

  问题出在哪里？

  有一种回答是：我们搞错了，社会主义搞早了，应该先补资本主义的课。这种回答，实际上是在说历史本身错了。另一种回答是：经典理论里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这个“决定”中间还缺了一个环节。生产力的发展水平，决定的不是“一定会出现哪种生产关系”，而是“可能”出现哪几种生产关系。至于哪一种变成现实，另有原因。

  我看后一种态度对头。

二

  什么是那个缺了的环节？

  一群人要生产，总得组织起来。谁说了算、谁和谁配合、东西怎么分——这些事情不是机器一开动就自动解决的。同样的拖拉机，可以在地主的地里开，也可以在合作社的地里开。同样的技术设备，可以归资本家所有，也可以归全民所有。生产力本身不说话，它只给出一张清单，上面写着：“在我这个水平上，下面这几种组织方式是可能的”。至于选哪一种，不是生产力来选，是人的认识来选。

  而人的认识，并不是清清醒醒算完了账再下决心的。大多数时候，账还没算，结论已经有了。一个人走进一件事，还没分析，就先觉得“这样顺”或者“这样别扭”。他觉得顺的，就往那个方向走；觉得别扭的，连想都不会想。

  这个先于算账的判断，从哪里来？

  往根上说，从几百万年的进化里来。人首先是动物，动物的两大任务，一是活下去，二是传下去。漫长的年月里，什么样的东西危险、什么样的东西安全，什么样的配偶能生下健康的后代——这些判断反复做、反复对，就刻进了神经里，变成了不用想就知道的东西。看见蛇就躲，看见健康的脸就舒服，这是本能，不是分析出来的。

  但是光有本能还不够。人活在社会里，社会教给人更多的东西。什么东西体面，什么东西丢人，什么人该被尊重，什么人该被看低——这些都是后天学来的。一出生就开始学，学着学着就忘了自己在学。等到长大，这些东西全变成了“本来就是这样”。

  方才说审美也是，人天然地有一些取舍，但多数能被后天改变。

  一个人的审美、道德感、什么是该有的样子，你以为是你自己的，其实是被塑造出来的。被塑造的时候你不知道，改的时候你也不知道。

  这种东西就和审美一样，判断时先于理性、后天高度可塑、自己难以察觉。

  所以，我把这个东西，统称为“广义审美”。

  它不是光指看画听音乐的那个审美——那是狭义的。广义的审美，是一切先于理性分析就先一步做判断的那种机制。一件事合不合理，一个人高不高贵，一种关系是好是坏，还没想，感觉先到了。这个感觉，就是广义审美在工作。

三

  现在问题就清楚了。

  生产力给出了各种可能的组织方式。一帮人，也许可以搞资本主义，也许可以搞社会主义。到底搞哪一种，看这伙人心里觉得什么顺。觉得私有制顺，就私有制；觉得公有制顺，就公有制。觉得雇人干活天经地义，就走雇人的路；觉得大家一起商量合情合理，就走合作的路。

  也就是说，广义审美是生产关系的组织原则。

  它不决定生产力能不能做到，它决定的是人在能做的那几种里面，挑哪一种。而挑的时候，人是不知道自己在挑的。他以为“本来就该这样”。

  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生产力水平，社会性质可以不一样。英国人觉得资本雇工人理所当然，中国人觉得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不能买卖——这两个感觉不一样，组织原则就不一样，最后形成的生产关系就不一样，社会性质就不一样。

  更进一步说，并不是每个社会的所有人都有一个统一的广义审美。不同阶层、不同人群，组织起来的倾向不同。那谁来定调？换言之，谁掌握了让大多数人觉得“本该如此”的能力，谁就能让有利于自己的生产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。

  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确立，社会的性质就定了。

  从这里，我们可以重新理解经济基础。经济基础不是莫名其妙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它是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生产关系主导下，所有生产关系加起来的总和。而这个总和是怎么组成的，是从广义审美开始的。所以，广义审美最大程度地决定了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，也就最大程度地决定了经济基础的面貌，进而决定了社会性质。

四

  说清楚了这一层，上层建筑的位置也就清楚了。

 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这个原理没有错。但上层建筑不是干等着被决定的。它有反作用。关键是要弄清楚，它反作用在什么地方。

  过去讲反作用，往往笼统地讲“反作用于经济基础”。这就模糊了。细看，反作用分两条路，走的不是同一个门。

  一条路，是政治上层建筑——制度、法律、政府机构、军队——直接改生产关系。农村搞集体化、工厂搞国有化，或者后来搞包产、开市场，这是政治力量在改生产关系。能改吗？能改。改得快吗？快。改得深不深？不一定。制度改了，人心里的账没改，过一阵子旧关系又会冒出来。

  另一条路，是思想上层建筑——意识形态、道德、文艺、法律思想——不动生产关系本身，而是动那个人心里的“算账之前的秤”。让大家慢慢觉得，私有不那么理所当然了，集体不那么别扭了，平等不那么生硬了。这个过程慢，慢得几乎看不见，但它改的是根。秤变了，挑法就变了。挑法变了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自然而然地变了。

  所以，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生产关系，思想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广义审美。前者走前门，走后门的是更根本的改变。

  还有一层，思想上层建筑不止改广义审美。它还直接给政治上层建筑提供合法性，或者瓦解合法性。你的制度，大家觉得合理，是因为脑子里有一套判断标准说这个制度合理。这标准谁给的？思想上层建筑长期熏出来的。哪一天标准变了，原来合理的制度忽然就不合理了，这就有了所谓的合法性危机。

五

  这就可以回答一些实际问题了。

  比如，为什么有些第三世界国家，经济上去了，文化反而瓦解了？按过去的经济决定论，经济基础变了，上层建筑自然会跟着变。但现实中，往往是人自己先被换了一套广义审美。他觉得西方的样子好看、对头、高级，自己的样子难看、落后、低贱。

  这个感觉一换，他就不再按自己的原则组织生产和社会关系了。他愿意把闺女嫁出去，不愿意把土地传下去。他愿意用别人的语言，不愿意用自己的语言。他愿意学别人的制度，不愿意坚持自己的方式。经济上看起来在发展，但组织原则慢慢被别人接管了。接管到最后，自己变成了别人的嫁衣。

  这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，这是组织原则被置换的问题。殖民最深的殖民，不是抢你的土地，是换你的秤。

  再比如，当年很多社会主义运动，改了所有制，挂了红旗，为什么有些后来又退回去了？因为改的是生产关系，没改透广义审美。农民拿到了地，心里还是想自己发家。干部进了公家单位，心里还是想做官。集体劳动的时候出工不出力，私下里想的全是小家庭的算盘。这不能全怪群众落后，而是说明，只要那杆心秤还是旧的，旧关系就在暗处活着，伺机回来。

六

  这些认识，如果对头，那就有几个结论可以说一说。

  第一，生产力不是万能的。它只管可能范围，不管最后挑哪个。挑的是人心里那杆秤。

  第二，社会变革的根，在广义审美。只改生产关系，不改组织原则，是治标不治本。必须同时改人心里的标准——什么是好、什么是对、什么是自然、什么是体面——才可能真正变一个样。

  第三，思想上层建筑的任务，比大家以为的要重得多。它不是上层建筑里最软的、最靠后的，而是最深层的、最要害的。文艺、教育、宣传、法律思想、道德教化，这些事不是在“做文化工作”，是在做组织原则的工作。是在动那杆秤。

  第四，判断一个社会走什么方向，不能光看它的GDP，也不能光看它的政治口号。得看它的人民心里那杆秤摆在哪里。秤朝向自己，魂就在。秤朝向别人，魂就散。散久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

七

  最后说几句写这篇文章的用意。

  这些想法是从实际中来。几十年的历史给我们看的，不是什么简单的经济决定变天，而是人心里那层看不见的东西，比看得见的制度更难改、更要紧。把这层东西找出来，给它起个名字，说清楚它的来路和去处，这是理论工作该做的事。

  当然，这还只是一篇粗略的论纲。许多地方需要展开，许多环节需要验证。但大致的路数是清楚的：从问题出发，找一个大家都没注意但其实一直在起作用的因素，看它怎么把经济、社会、意识串起来。串起来了，很多原来解不通的事就能解了。

  至于读者怎么看，那是读者的事情。我只管把这些认识原原本本地写出来。有用，就留下。没用，就等后来的人来修正。

  求是而已。

全世界的中华民族团结起来。
无产阶级团结起来。